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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树增你我心中依然有个理想国图

发布时间:2019-07-12 21:27:35

王树增:你我心中依然有个理想国(图)

“对完美社会、完美国家永抱幻想的民族,才是一个有力量、有希望的民族。这就是百年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并将往事托举心头的原因。”  今年正值辛亥百年,写过《朝鲜战争》、《解放战争》、《长征》的王树增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《1911》。  携带新作,王树增现身“北京青年读书沙龙”,一开腔,便自己抛出一个问题:“我是个军人,为何写史?”他说:“写史,也是一种自我的人格滋养。解读历史,会让自己活得更明白点儿。”  于是,他心有忧患。  于是,他依旧乐观。  “天下为公”,是海外见得最多的四个汉字  王树增走过一些国家。他说,“天下为公”,是他在海外见得最多的四个汉字。  “当代中国,‘天下为公’四个字,依旧振聋发聩,这在当年更是如石破天惊。孙先生,在千年封建帝制之中的沉闷中,第一次推开了中国政治文明启蒙的大门。他提出的几个根本的理念,至今令我们想来动容,譬如,最着名的‘人民公仆’的理念。在帝制之下,人民从来没有权利,只有义务。孙中山却告诉我们,人,生而平等。权力的拥有者,是为给你权力的人民服务的。”  今天,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?王树增的答案是:“因为在人类历史上,变革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主题。变革,说白了,就是自我否定、自我更新。自我否定是最难的。一部人类发展史,就是一场人类自我否定、自我变革的历程,无论是物质、科技还是精神的发展,概莫能外。以史为鉴,照镜子不是照别人,照镜子是看自己,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当然,有人自我欣赏那是另外一码事儿。”  在《1911》中,谈及清政府,王树增用一个词“晚了”。“清王朝的倾覆,从根本上说就是清廷拒绝变革的结果。无论多么先进的文明,都不可能保持永远先进。任何一种文明,想固守自己,千年不变,是要尝到苦果的。历史告诉我们,任何被动、消极地维持现状的做法,都是不科学的。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明证。”  “北京青年读书沙龙”现场,王树增谈及有些当下中国人“对GDP的沉醉”。“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,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。因此,今天的我们依旧应该敬畏历史,审视自己,自强不息。我们应该多一些问题意识。我们要既自信又清醒。”  “何尝只是对辛亥史淡漠和遗忘呢”  写作《1911》的过程中,王树增寻找过不少辛亥革命相关历史人物的后人的史料。“这些后人,有一点是共同的,让我印象深刻——他们总觉得他们是被遗忘的。对他们前辈的推崇,没达到他们期待的境界。渴望以死唤醒国人而去刺杀五大臣的吴樾,他的后人住安徽桐城在一个小街里,车都开不进去。我们找到他们时,他们很奇怪,怎么找到我们了?我内心隐约感到这是一种情绪表达,或者说,是一种经历了漫长时光沉淀下来的隐忍的批评。我们何尝只是对辛亥史的淡漠和遗忘呢?”王树增说:“那些为了这个国家走向进步而舍生的仁人志士,我们需要知道他们何以如此,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再抱残守缺、能够与时俱进的力量源泉。”  “我们国土很大,纪念碑太少。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,到处都是纪念碑。有一次我见到一个纪念碑,问这是谁?对方答我,这是纪念一位无名的士兵。我惊了,无名的士兵,碑上满是鲜花?”在王树增看来,现在很多人缺乏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。“我不是说你非得像历史老师那样熟记很多历史事件,而是说对我们的近代史,你在规律上是否有所认知。我们中国人有修家谱的习惯,难道我们的精神家谱不应该修一修吗?”  “我们要学会容忍历史的不完美”  《1911》的后记,王树增命名为《完美的国家是个幻想》。  在王树增看来,“人类历史上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不是完美的,辛亥革命同样不是完美的革命”。但是,“解读辛亥革命,要避免那种非好即坏的心态。我们今天说辛亥革命,并不是为了给它一个盖棺定论。以往,我们评价历史、评价历史人物,惯常犯这样的毛病:或者因人废事,或者因事废人。非黑即白。甚至有时还把坚决肯定或坚决否定作为杰出历史学者的评判标准。我们的心态,能不能不那么浮躁?能不能平和一点,理智一点?”  他强调,“我们要学会容忍历史的不完美”,“尽管希图改变历史的仁人志士绝不容忍”——“他们不能容忍的不是历史的缺陷而是人格的缺陷”,“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们认为,国家的衰弱首先是人的衰落。中国人衰落的表现是:依赖圣君贤相而不讲独立自主,固守求安有余而创造思变不足,只有人治思想而无法治理念。因此,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中国人需要重新启蒙。”  王树增写道:“完美的社会是一种伟大的憧憬。完美的历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。尽管身不能至,永远心向往之,这就是人类文明得以前行的动力。”  对当下社会尚存的一些焦虑,他提及彭德怀自述中的一句话:“什么事都会过去的”。“对于未来,我很乐观。”王树增说,“因为我认真地读过史。”  文/本报 朱玲  沙龙现场  “心存憧憬,  人才能活得有精神头”  十岁多的孩子,头发花白的老人,都在一个阳光并不灿烂的周末,来到了“北京青年读书沙龙”现场。有父携女而来,甚至有一家五口同来,为的是赴一场与阅读的约会。王树增时而沉吟忧思,时而诙谐幽默,读者与其同忧,与其同乐。至散场时,问题还没有问完。  读者:在写作《1911》的过程中,仅读史笔记您就写了数百万字,同时您也寻访了不少历史人物的后代。请问您在写作中如何处理“二手材料”和“一手材料”?  王树增:我总说,书写的历史没有绝对真实可言。凡是我们看到的文字历史,都是书写者记载的历史。写作者当时的社会地位、历史观、知识储备等等诸多因素,甚至美学观点,都会影响历史的书写。比如《史记》,那是司马迁眼里、心中、笔下的历史。  说实话,我在阅读过程中,看了大量的“野史”,笔记体的东西。然后,对各种史料加以对比。于是发现,一件事常有五六种说法。譬如,宋教仁案,今天谁要把它破了,就是真正的福尔摩斯。中国侦探的侦查报告,外国侦探的侦查报告,都有。让后人越看越糊涂。  非虚构类写作,重要的标志之一,是作品必须提供个性化的历史解读。作为写作者,你最大的功夫,是判断。我对野史没有偏见,凡我觉得可信的,都采纳,但会注释出来。只有一种材料坚决规避,即“传说”,人云亦云的,特别是在某种特殊背景下“形成定论”的“传说”。这本书将近三千条注释,光校对注释就花了我将近半年时间。  读者:您心中,有没有一个“理想国”?还是读了这么多历史,您已对此不抱幻想?  王树增: 我想不光是我,不光是你,在座的每一位,心中都有幻想,而且,大家所幻想的,八九不离十。我们幻想这个世界四季分明,人人都活得很有尊严。生,生得有尊严;死,死得有尊严。我们希望心中不要有太多屈辱,不要让一些丑恶的现象污染我们的眼睛,希望孩子们、老人们不要有那么多的眼泪;希望青年人能有更多的人生奋斗与幸福生活的空间……这些,都是我们“理想国”的构成。而且我相信,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,这一天是能实现的。  (本期“北京青年读书沙龙”,特别鸣谢王睿女士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刘鑫先生、汉王科技的支持。)  文/本报 朱玲  摄影/本报 魏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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